兩岸史話-日本假幫助真掠奪

西原借款從交行借款開始,先後借與段祺瑞政府的貸款共八筆,借款總額共為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。日本寺內內閣通過西原與段祺瑞政府相勾結,大肆拍賣中國主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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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北三省處在日、俄勢力控制之下,照常維持兌現,但規定現銀禁止出境。金融中心的上海,中國銀行在帝國主義和江浙財團支持下,宣布不接受停兌命令,由上海匯豐、麥加利、華俄道勝等十家外商銀行給予透支二百萬元的支持,同時浙江興業、浙江實業等銀行也表示支持,使中行得以照常維持兌現付現。但上海交行由於實力不足,只能遵令停兌。上海總商會怕影響上海市場,派員到交行調查帳目。該行在上海發行額共一百四十八萬餘元,除庫存現銀及其他財產外,尚須調撥七十萬元,即可應付兌現。雖經總商會電請北京國務院及交通部、外交部、財政部等呼籲並轉商麥加利銀行等借款支持,未能獲得同意。十九日外交部覆電:「已飭英使轉飭麥加利銀行照辦,但據外國銀行宣稱,須政府有切實辦法,始有信用之可言,若僅以上海交通銀行名義向彼借款,則非所樂聞。」

恢復兌現西原借款

為什麼中交兩行同為國家銀行,而帝國主義者卻採取截然相反的態度呢?帝國主義者早已看到,中國銀行的實力大於交通銀行,保住了中行,不僅是維持上海金融、貿易市場的需要,而且是維護帝國主義華企業利益的需要。交通銀行作為袁世凱稱帝籌款的工具,已隨著袁世凱的垮台而處於不利地位。帝國主義者不支持交行恢復兌現,實際上反映了對袁世凱政權已失去信任。因此,上海總商會雖一再呼籲,當然不會有什麼結果了。

袁世凱倒台以後,梁士詒作為鼓吹帝制的禍首,於七月十四日被繼任總統黎元洪下令通緝。梁已聞風逃亡海外。交行由於財政墊款過多因此發生停兌風潮而幾乎拖到了絕境。

自中交鈔票停兌以後,北洋軍閥各派系由於混戰加劇,政府財政狀況更趨惡化,軍政開支有增無減,不足時主要依靠中交兩行增發鈔票以維持,致使兩行鈔券更加充斥市場,幣值日益低落,投機之風盛行,人民怨聲載道,迫切要求早日恢復兌現。經過財政部的努力,京津兩地的中國銀行,於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先行恢復兌現,更增加了交行應付的困難。交行董事會遂於一九一七年一月公推原外交次長曹汝霖為總理,力圖利用曹的勢力,挽回交行顏勢。因為曹不僅是梁士詒交通系的重要人物,清末擔任過交行稽核;而且是袁世凱統治時期親日賣國的重要助手,帝制失敗後,只是由於日本公使的庇護,才免於遭到通緝。在日本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段祺瑞政權,由曹汝霖出任交行總理,自然是股東會矚目的人物。

曹上台後,積極籌畫恢復兌現基金。這時適值日本內閣改組,新任內閣首相寺內,鑒於前任侵華政策過分露骨,決定改變手法,由「霸道主義」改為「王道主義」,打出「中日親善」的旗號,加強政治欺騙,採用經濟滲透。寺內於十二月下旬派其私人代表西原龜三來華進行祕密活動。

西原到北京後,通過總統府顧問板西介紹與剛到任的曹汝霖見面,他利用交行停兌危機與資金拮据的困難,向曹表示:「貴國目前最困難者莫為財政,因受四國銀行團之限制,我國不能單獨行動。此次以私人資格請見,如有所需,敝國願盡微力。」

曹汝霖正為停兌問題籌措,見日方主動願意幫助,即很快達成協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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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筆貸款五百萬日元於一九一七年一月二十日在北京正式簽約,期限三年。同年九月間,又以同樣名義借得第二筆借款二千萬日元。為了避免四國銀行團的干涉,上述借款均由日本興業、台灣、朝鮮三銀行出面與交行簽約,實際上借款均由日本政府大藏省撥出。借款用途名義上是為交行「整理業務,恢復開兌」,但除第一筆借款、五百萬日元由交行用於恢復兌現基金外,第二筆借款多數均用於彌補政府開支,充當內戰經費。據曹汝霖回憶說:「其時財政困難已達極點,各省應解之款都為督軍扣留。發行國內公債,則舊債尚未整理,續募為難。借外債則有四國銀行團之約束,緩不濟急。」這就是歷史上通稱的西原借款的一部分。

西原借款從交行借款開始,先後借與段祺瑞政府的貸款共八筆,借款總額共為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。日本寺內內閣通過西原與段祺瑞政府相勾結,大肆拍賣中國主權。段祺瑞政府在向日借款擔保品名義下,不惜把東北鐵路、金礦、森林等重要資源抵押給日本,這種手法比之袁世凱簽訂「二十一條」並無遜色。正如寺內內閣倒台後自供說:「大隈閣向中國要求廿一條,惹中國人全體之怨恨,而日本卻無實在利益。本人在任期間,借與中國之款,三倍於從前之數,其實際上扶植日本對於中國之權利,何止十倍於廿一條。」(待續)

(旺報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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